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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没有借口，动杨成就是官逼民反，激起民变，到时即使镇压下去，也可能会后患无穷。

    所以吴礼必须要讲理，他想了想：“刘通企图走私糖霜，这些糖霜是罪证，本官为何扣押不得？”

    杨成摇头道：“大明只有盐、铁、火药需经官专卖，私运私卖者视为走私。

    糖霜乃民用之物，甚至都不是普通百姓常用之物，何谈走私之说？”

    吴礼铁青着脸，从怀里掏出一张告示：“这是县衙刚发的告示，城墙上已经贴上了。

    即日起，凡本次加税之地，商品出境皆视为交易，需按本地税率缴纳税赋！”

    杨成看了看墨迹未干的告示，摇了摇头：“将军不但不学大明律法，连地方规矩都不学。

    地方规矩，凡官府告示，城中张贴之日起，衙门需派员到各村中送告示给粮长。

    由粮长在村中张贴宣扬，当日不知者不罪，次日不知者粮长与不知者同罪。

    你这告示今天刚贴出来，都还没送到各村各庄，谁能知道？你这分明是陷人以罪！”

    陷人以罪，翻译成现代话，就是钓鱼执法，而且杨成说的规矩也确实存在。

    大明没有网络，甚至连电报都没有，所以不管是朝廷政令，还是地方法规，传播开来都需要时间。

    假设朝廷出台了一个规定，老百姓以后不许把猪叫猪，一律要叫“豕”，否则一律杖责打屁股。

    那这个规定要多久才能正式生效呢？据不严谨统计，要全国生效至少也要一个半月之后。

    当然，各地府城估计有十几天就生效了，但下面的县城可能就要二十多天，而县城下的乡下则要一个多月，这还不考虑边远山区。

    那么，如果朝廷出台规定的第二天，就派人上街四处抓叫“猪”的人，显然就是钓鱼执法。

    所以地方上都有延迟执法的规定，毕竟确立法规是为了长治久安，不是为了收拾人好玩儿的。

    在此解释一下：明朝不能说“猪”这个知识其实是个伪知识，属于后人瞎掰的。

    古代避讳讲究的是讳名不讳姓，也就是皇帝叫了朱元璋，你就不能叫李元璋了，但你肯定可以姓朱。

    当然也不能说老朱家在这事儿上完全冤枉，因为他们家出了个奇葩，正德皇帝朱厚照。

    这家伙属猪，又姓朱，于是忽然有一天突发奇想，命令全国都不许养猪了。

    谁敢养猪，直接全家流放充军。也就是说，谋反罪＞养猪罪＞杀人罪，养猪在C位。

    这算是斩草除根了，连猪这种东西都灭绝了，也就不用担心人们天天喊猪了。

    至于在野外碰上野猪，人们大概率喊的也不会是“猪”，而是“救命”。

    但这个规定过于奇葩，以至于朝野上下都极力反对，所以只维持了三个月就撤销了。

    按照大明朝廷政令的传播速度，应该是全国刚开始要杀猪，就重新养上了。

    所以杨成的反驳有理有据，吴礼只能换一个角度继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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